本期目录

2024年 26卷 4期 刊出日期：2024-08-31



数智化变革与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路径下机器人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何伟, 吕静文, 冯璐

2024, 26 (4): 1-17.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39

摘要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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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产力理论，利用2010—2019年间A股3 594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路径下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机器人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尤其增强了利用式创新能力；（2）新质生产力路径下，机器人应用通过劳动力技能结构和市场竞争的中介机制影响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正向调节机器人应用对创新能力的影响；（3）新质生产力路径下机器人应用的创新效应具有异质性。机器人应用对国有企业创新赋能作用强，高市场化水平背景下机器人应用创新效应显著。研究拓展了新质生产力路径下机器人应用的创新机制，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数字思政

智能思政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徐梦琪,

2024, 26 (4): 18-26.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70

摘要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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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思政在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个体具有丰富充盈的精神世界，更在总体上体现为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精神文化发展成果。由于智能思政与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价值功能、价值之“道”方面内在耦合，在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智能思政具有显著的功能优势。需认真研究和解决现实存在的掣肘智能思政功能发挥、阻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以智能思政的高质量发展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社会治理

生成技术与视听操纵：AIGC时代深度伪造的内在机理与治理策略

许敏, 肖书嫣

2024, 26 (4): 27-35.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57

摘要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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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体验，而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创新的同时，也需正视由此项技术引发的各类风险。近两年，由生成技术驱动的深度伪造内容日益增多，技术操纵者通过虚假信息对公众实施的视听操纵已逐渐成为当今社会亟需应对的重要挑战。立足信息操纵理论，构建了一个涵盖“动机-过程-结果”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对操纵者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视听操纵的动机、手段、传播渠道、所利用的受众弱点和产生的现实影响等多个关键维度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全面揭示了深度伪造整个过程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敏捷治理、技术创新和全球共治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经济与管理

如何破解企业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悖论？——一项基于机器学习的研究

赵晨, 高新淇, 周锦来

2024, 26 (4): 36-45.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68

摘要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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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借助XGBoost模型和K-means聚类分析，预测员工是否离职并构建留职员工画像，旨在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新视角。基于自愿离职模型，采用Kaggle数据分析平台上某包含19158个样本点的开源员工离职数据集开展研究。结果发现：（1）存在四种留职员工画像，包括初入职场型、艺商文巾帼型、资深职业型和机会追逐型；（2）根据四种留职类型，提出员工筛选方案和培训策略。结果揭示了机器学习技术在建立准确的员工留职预测模型上的潜力，这对于组织在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前筛选具有培养价值的员工，以及制定科学的员工保留决策等方面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直播产品相关信息对消费者信任和购买意愿的影响

贾岷江

2024, 26 (4): 46-58.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36

摘要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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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直播环境下不同产品的相关信息对消费者信任和购买意愿的影响，对国内直播购物者的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1）体验品的质量信息、使用信息和评价信息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直播人员的信任，产品相关信息对产品信任无显著影响，仅有直播人员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2）搜寻品的制造商信息、使用信息和评价信息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直播人员的信任，使用信息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两类信任和产品质量信息均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3）两类产品的生产信息和优惠政策对消费者的直播人员信任和产品信任均无显著影响。建议直播人员重视产品质量信息、使用信息和评价信息的沟通，避免对产品生产信息和优惠政策的过度宣传。

数据要素流动环境适宜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董影, 孙中原, 庄媛媛

2024, 26 (4): 59-70.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61

摘要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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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流动环境适宜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据要素流动环境适宜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其次，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适宜度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扮演显著的中介作用；最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区域经济增长不断增高的分位点上，数据要素流动环境适宜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断加强。研究结果以期为后续数据要素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支撑。

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

赵保国, 宋舒晴

2024, 26 (4): 71-83.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48

摘要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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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就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将金融监管纳入模型，发现金融监管对金融科技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科技在东部地区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为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实施适度金融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

互联网治理与法律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治理革新：多元数据中介

丁凤玲, 张楚玉

2024, 26 (4): 84-96.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37

摘要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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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公共数据利用的顶层设计逐渐清晰，各地纷纷将目光转向尚未充分开发的公共数据资源，这也给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的探索按下了加速键。但当前处于发展初期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暂无标准模式可供复制，数据孤岛、安全风险和高昂的数据运营成本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公共数据价值的释放。而数据中介以多元化、灵活性的优势，能够在公共数据运营中扮演不同角色。公共数据信托可消解不同地区及行业领域的数据垄断，数据超市可降低跨区域、跨部门间的数据流通成本，公共数据合作社可增强数据信任并保障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公益性。多元数据中介在我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中的嵌套适用，对于完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盘活公共数据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发明人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张惠彬, 王怀宾

2024, 26 (4): 97-103.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56

摘要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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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让自动生成发明创造的问题再次成为新的焦点。秉持发明人自然人主义的传统发明人制度否认人工智能的发明人资格，认为其将导致专利申请的诚信危机和人工智能生成的低质量专利泛滥等不利后果。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发明人资格、专利权属规则、专利审查标准和诚实信用原则都将受到一定挑战。发明人制度亟需改革以回应现代发明的集体性和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激励创新投资、促进技术公开和维护诚信原则。发明人制度的改革在理念上应当从激励发明人转向激励投资；形式上出台人工智能署名指引，表明人工智能对发明创造的贡献；实质上制定人工智能自主发明审查指南，以科学标准构建专属人工智能自主发明创造的审查制度。

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的治理

何群, 沈君燕

2024, 26 (4): 104-113.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41

摘要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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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凌具有隐蔽性、高发性等特点，治理难度较大，传统的校园欺凌治理模式难以应对。算法治理作为情境犯罪学在网络空间的具体应用和现代治理术的核心代表性内容，具有高效性、精确性和预测性等优势，能够有效解决网络欺凌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坚持未成年人最大化利益原则的基础上，从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多元共治和规避算法风险三个方面入手，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算法治理体系，打造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免责制度研究

谭雯玲

2024, 26 (4): 114-122.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53

摘要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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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行为，国际社会普遍采用“以免责为原则，归责为例外”的立场。我国现有立法能够发挥免责功能，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免责制度。主要原因在于，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施加了一般性注意义务，并将承担连带责任作为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遵循免责逻辑并不意味着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更多的逃避责任的机会。相反，借助“数字好撒马利亚人”机制，免责制度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发地参与网络生态治理，为其创造更具弹性的政策空间。在认定免责主体时，宜将其外延限定为从事中介型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采用“实质贡献”而非“编辑职能”作为丧失免责资格的判断依据。最后，提出我国基于网络信息内容性质与网络服务性质的不同，构建梯度化的免责标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