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月刊, 1999年创刊)
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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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主任:王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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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机器人创新群落演进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参与视角
孔德婧, 刘煜, 唐宁, 程文琪, 许冠南
2024, 26 (6): 1-13.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99
摘要 ( 55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数智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条件,带来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变革。为探究数智时代多元主体参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特征,从新质生产力的新工具切入,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以创新群落为分析单元,系统探究工业机器人领域科学-技术双层创新生态系统中高校、研究院所、生产企业和机构用户在创新群落演进过程中的网络位置与特征差异。结果显示,作为体现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劳动资料,其技术历经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群落联结特征历经单主体阶段、外引内联阶段、多主体联动阶段,创新群落参与主体的类型逐渐多元化,为数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参考。
倪艳, 蒋俊鹏
2024, 26 (6): 14-26.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74
摘要 ( 34 )
企业平台化转型对提升竞争力、打造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客户企业平台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溢出效应和微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客户企业的平台化转型正向影响供应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且当客户企业为领头企业或供应商企业与客户企业是同行或同地时,该正向影响会被放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客户企业的平台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供应商—客户企业的关系稳定性和提高供应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推动供应商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为企业依托平台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谢永江, 田震霆
2024, 26 (6): 27-39.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108
摘要 ( 33 )
“数字人权”概念的提出对数字时代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数字人权的法理基础从数字人权的产生背景、正当性基础与规范基础展开。数字时代人的存在形态、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具备“数字属性”,进而扩展了人的社会属性。数字人权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有利于整合数字领域人权保障的理论,为技术的发展设立了“人权红线”。而联合国、欧盟、美国与我国立法文件中皆存在数字人权充分的规范基础。数字人权概念构造的论证则从数字人权的性质、地位、内涵和外延进行。数字人权是人在数字生活及数字空间中之所以为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具备独立地位的第四代人权。数字人权的具体类型主要包括网络接入与使用权、数字平等权、数字言论自由权和数据财产权。基于对数字人权法理基础和概念构造的探究,系统回答了数字人权“是什么”这一问题,为数字时代人权的保护提供思路。
董荣
2024, 26 (6): 40-49.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96
摘要 ( 40 )
在技术变革与法律实践相互融合的新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凭借其先进技术,改变了律师传统的法律服务定位,使公民获取法律服务的机会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催生了一些内在要求,促使律师职业伦理不断强化与提升,如发挥“法律人”主体性作用,掌握专业技术与技能,履行工具主义保密义务以及监督管理义务等。因此,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的理性应用及其相关伦理准则纳入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中,确保规范与技术发展同步,实现律师法律服务的现代化转型。
方格格, 王振雄
2024, 26 (6): 50-59.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97
摘要 ( 24 )
梳理了以社交机器人为主要载体,以计算宣传为操纵策略的网络半自动化活动,提出人工与智能的不当结合可能带来舆论操纵、网络生态恶化、群体对立与数据安全风险等信息异化现象。基于在线伪草根行动在互联网中的运用现状与深远影响,从制度、技术、平台及主体四个方面出发,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系统性、动态性与协同性的治理范式,探索网络空间共治共享的新路径。
钟邓鹏, 郭嘉林
2024, 26 (6): 60-68.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78
摘要 ( 32 )
知情同意规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重要原则,其本质是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与信息主体签署合同得到处理个人信息的权利让渡。但知情同意在个人信息处理的实践场景中呈现出形式化的现实困境,即信息主体其实对权利让渡的法律后果并不实质知悉。这种困境的本质在于,知情同意规则本身就无法实现。学界对知情同意的形式化困境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大多指向修复知情同意而不是摒弃,并存在一些缺陷。无论是选择修复还是放弃知情同意规则都不是最佳进路。最佳进路是保留知情同意规则的同时,引入风险规制理论,控制个人信息处理时的风险至一个阈值。这种进路的着眼点在于,知情同意规则的存在有利于“权利的潜在主张者”通过私法路径主张个人信息相关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被完全否定。基于风险理论,个人信息保护应注重去风险化的治理进路。基于去除个人信息中的社会风险以及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公法可以通过兜底保护的方式对知情同意规则进行补强。公法既应保证个人信息处理者不损害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还应监管个人信息处理者,保证个人信息处理风险不至于过高,规制个人信息利用的风险。
机构交叉持股的产业协同治理效应——基于中芯国际的案例研究
刘欢, 侯粲然
2024, 26 (6): 69-82.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76
摘要 ( 25 )
以中芯国际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协同治理的视角,讨论了机构投资者所构造的投资组合中企业财务行为的同群效应和企业决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交叉持股对投资组合内的芯片产业链上市公司产生产业协同治理作用;投资组合内的核心企业和同业企业的研发政策呈现同群效应的特点;核心企业的决策具有溢出效应,导致核心企业本身和同业企业的股价同步变化。研究结论强调了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在产业层面的协同治理效应,能够为上市公司、管理者、监管机构的决策制定提供参考。
刘娜, 蒲泉霖
2024, 26 (6): 83-96.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59
人机协作已成为人机交互的发展趋势,加强人对协作机器人的信任有助于提高个体对人机协作的接受意愿。采用问卷法探究人机协作场景中影响人机信任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人对协作机器人的信任由社会保障、表现期望、感知支持、感知控制、感知稳定性组成,这五个因素均与个体对协作机器人的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最终构建的包括人口统计变量、个体特征、信任因素的模型能解释人机协作场景中68.7%的人机信任差异。研究结果为协作机器人的设计与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林炜
2024, 26 (6): 97-104.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52
摘要 ( 74 )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指南,是习近平社会主义文化观的理论结晶。习近平社会主义文化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集中阐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是集文化历史观、文化主导观、文化引领观、文化传承观、文化发展观、文化治理观和文化包容观于一体的科学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决定了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把握好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坚持“两个结合”的时代要求。这对于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树立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要意义。
郗小超, 邵雯雯, 王多嘉
2024, 26 (6): 105-115.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35
器物在物质文化的演进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是文化信仰传承的重要载体。以汉字的字素符号为基础,从其构形表意的角度追本溯源,重新解读蕴藏在中国器物设计中的价值。首先将汉字形义划分为官能层、行为层和概念层三个层次,再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构建它与设计心理反馈层次之间的关系,提出汉字与器物设计语义关系模型。语义关系模型包括感官联系、行为投射和心理阐释三个阶段。随后通过案例分析提炼出直译、转译两种语义关系,以及它们协同表达时的具身效果,进而勾勒出中国器物设计由“象形”到“象意”的语义发展脉络。
车培荣, 王晓晴
2024, 26 (6): 116-124. doi:10.19722/j.cnki.1008-7729.2024.0062
摘要 ( 21 )
网络服务中断等通信网络运行安全事故对个人用户、企业和整个社会的损失巨大,造成的间接损失远远高于直接损失,当前标准和条例的损失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以计算直接损失为重点,对于通信网络运行事故损失计量不适用。基于文献分析、案例分析、问卷调查,分析了通信网络运行安全事故给电信业务经营者和客户造成的各种损失,提出了基于GDP、产业结构以及相关产业对网络依赖度的通信网络运行安全事故损失计算模型,并进行了模拟计算。科学的损失分析与计算有利于电信业务经营者全面认识事故损失,有助于监管机构依法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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